Suffer的精神樂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13号

    《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已经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总理   温家宝
                                                    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
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

    国务院决定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作如下修改:将第二条修改为：“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
    (一)新年，放假1天(1月1日)；
    (二)春节，放假3天(农历除夕、正月初一、初二)；
    (三)清明节，放假1天(农历清明当日)；
    (四)劳动节，放假1天(5月1日)；
    (五)端午节，放假1天(农历端午当日)；
    (六)中秋节，放假1天(农历中秋当日)；
    (七)国庆节，放假3天(10月1日、2日、3日)。”
    此外，对个别条文的文字作了修改。本决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订，重新公布。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发布  根据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一条  为统一全国年节及纪念日的假期，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
    (一)新年，放假1天(1月1日)；
    (二)春节，放假3天(农历除夕、正月初一、初二)；
    (三)清明节，放假1天(农历清明当日)；
    (四)劳动节，放假1天(5月1日)；
    (五)端午节，放假1天(农历端午当日)；
    (六)中秋节，放假1天(农历中秋当日)；
    (七)国庆节，放假3天(10月1日、2日、3日)。
    第三条  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
    (一)妇女节(3月8日)，妇女放假半天；
    (二)青年节(5月4日)，14周岁以上的青年放假半天；
    (三)儿童节(6月1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1天；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8月1日)，现役军人放假半天。
    第四条  少数民族习惯的节日，由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各该民族习惯，规定放假日期。
    第五条  二七纪念日、五卅纪念日、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植树节等其他节日、纪念日，均不放假。
    第六条  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如果适逢星期六、星期日，应当在工作日补假。部分公民放假的假日，如果适逢星期六、星期日，则不补假。
    第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有青年节???怎么都没放过假????

南方都市报：是“新闻联播”，还是“宣传联播”？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一个古老的节目，几张古老的面孔。“新闻联播”换播音员会成为中国媒体的“头条新闻”，两年来甚至还有报纸为此发社论，无疑是这个转型时代的一大特色。

　　尽管我早已经远离了“新闻联播”，但我还是能够很好地理解有些观众欢快的掌声。把家里的十四吋黑白换成了现在时兴的液晶彩电，为此兴奋几分钟也是人之常情。当然，我也很理解另一些人的不以为然。假如节目内容没有起色，电视机纵有千种风情，也是无济于事的。

　　没有谁会怀疑“新闻联播”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在中国，假如有外国媒体朋友请你吃饭，碰巧又是在晚上，你可能得多因此牺牲点时间等他们。通常，他们都是在看完新闻联播后才能马不停蹄地赶过来。当然，“新闻联播”之所以成为许多驻华记者的必修课，道理很简单：它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一个晴雨表，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政治监视器。

　　今日世界，不少人因为电视是“餐厅里的政府”而抗拒电视。而在中国，“新闻联播”更像是政府发言人。自1978年元旦开播以来，“新闻联播”一直恪守“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天下大事”的宗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宗旨也决定了“新闻联播”的真实属性是“宣传联播”。

　　显然，新闻并不同于宣传：新闻随时都可能发生并被报道，而宣传却另有计划与侧重，重重复而不重时效，重说教而不重事实。对于受众来说，差别也可能表现为，新闻被用来分析新闻当事人，而宣传被用来分析宣传者，细心者甚至可以从中揣摩到这个转型社会的政治动向以及未来的脉搏。

　　人们守株待兔般观看“新闻联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该节目“部分垄断”了中国政治信息的发布权。从1982年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中央授权“新闻联播”比其他媒体提前一天独家发布重要新闻。“新闻联播”权威古板的形象、上情下达的角色由此渐渐确立。显然，这种得天独厚的制度安排已经超出了设置一般新闻栏目的意义。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新闻联播”不仅是“新闻的联播”，而且是和全国一盘棋的联播。任何省市都无一例外地转播这种内外有别、喜忧参半的播报方式。

　　有人可能会说，“新闻联播”是中国最成功的“新闻执政”（Governing with the news），然而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以宣传效果为首要目的的新闻播报方式并没有脱离传统政治传播中的“宣传统治”（Rulling by propaganda）。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新闻执政是政府与媒体保持某种合作关系，通过表态、行动、政策等完成对媒体议程直至公共议程的设置，而“宣传统治”则表现为政府对媒介的直接介入，或者越俎代庖地直接设置媒体议程。

　　应该承认，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路途中，中国已经开始了由“宣传统治”到“新闻执政”的转变。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亦表示，中国政府应对新闻媒体的态度正在由传统的“媒体控制”、“媒体管理”过渡到现在的“媒体合作”。

　　“新闻联播”三十年，正好与改革开放三十年同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见证改革开放命运的一个缩影。熟悉“新闻联播”历史的人知道，“新闻联播”并非没有开始适应新闻规律的尝试。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曾被作为头条新闻播出，而不是按部就班地播出中央领导人的活动或国内重大事件。只不过这种破天荒的探索没有得到有力支持或者缺少自身坚持，所以直到十几年后，像“9•11”这样改写世界历史的事件都没有作为重要新闻在该栏目播出。然而，谁能说央视没有新闻资源或者业务能力？

　　如今电视卖得越来越多，看“新闻联播”的人是越来越少。显然这是和“新闻联播”的改革严重滞后分不开的。与此对应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个栏目赖以雄视天下的政治资本与权威资本正被悄然瓦解。当网络大行其道，新闻市场被细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已经越来越多，即使是那些“伟大，而且有用”的政治信息，如今也在向政府网站回归。

　　“新闻联播”三十年。对于许多生长在这个既快又慢的转型时代的中国媒体来说，一个栏目能有三十年寿命堪称“不朽”。遗憾的是，当我回想央视这个三十年不改初衷的钻石级节目，所能想到的总结陈词竟然只有“新闻还很远，联播永宣传”。而这个糟糕的印象，显然不是换上一两张青俊婀娜的面孔能够改变的。

　　新闻不是宣传。

　　宣传不是新闻。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王明(Mure Dickie)

2007年11月26日 星期一

写 文章谈审查制度是一回事（对任何试图解释中国运作方式的人来说，这是必须做的），但在全国播放的电视节目里，你自己说的话遭到“消化”，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正是我今年早些时候参加一场有关中国未来讨论的经历。当时，我出席的是深圳卫视《对话改革》(Reform Dialogue)节目。 《对话改革》节目的概念十分吸引人：它邀请前任高官、学者、记者和学生参与，探讨纪录片《大国崛起》的议题以及对中国的含义。《大国崛起》是去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套历 史系列片。尽管在这个讨论节目的录制现场，嘉宾讨论的范围非常广泛，也很令人兴奋，但是它最后的播出版本则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广泛的媒体审查体系，以及它是如何引导和限制公开的政治讨论的。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那些未被完全剪辑掉的话，被拼凑在一起，听起来已经不带任何政治敏感的意味；事实上，我那些经过处理的话已经几乎不带有任何“意义”。

例如，当我指出，若效仿昔日的“大国”，试图获取全球或地区的领导地位，对中国来说将是危险的；其中，提及危险的地方被剪掉了。剩下的只是泛泛而谈，即中国应该 寻求成为国际大国俱乐部中的一员。我还提到，对中国拒绝民主的制度，以及中国年轻人中的民族主义，国际社还是有合理的担忧。这段话也被相当技巧地裁剪掉了。

在一档在中国拥有很少电视观众的节目里，“驯服”一位外国记者其实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审查事关重大，而且不仅仅限于那些关心政治的人。最近数十年，尽管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放宽了对娱乐、商业和经济等主题报道的控制程度，但党的宣传部门的影响力仍然无处不在。最近，广东省一家较为大胆的报纸报道了一起涉及当地邮政储蓄分行涉嫌挪用资金的案件，让我注意到这一问题。

在大多数地方，邮政支局局长何丽琼被捕都会成为一宗重大的全国新闻。据《羊城晚报》报道，何丽琼涉嫌非法吸纳储蓄约18亿元人民币（合2.4亿美元）。这起案件对有关地方财政监管质量，以及邮政储蓄体系管理提出了质疑。最近，邮政储蓄体系已转型成为中国第五大银行。

然而，此类问题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公开报道。在广东省政府的压力下，这起案件陷入一片沉默，而《羊城晚报》的报道以罕见的勇气打破了这片沉默。“去年，省委下发命令禁止报道该案。”一位当地官员表示。“《羊城晚报》的报道违反了纪律。”

尽管有勇气的中国记者不断试探突破这种界限，但面对监管他们是在逆水行舟。2003年，北京最终未能掩盖致命非典(SARS)的真相，这给人们带来了中国可能放宽审查的希望。但是，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似乎比他的前任江泽民更热衷于收紧。

胡锦涛强调，有必要加强中国本已有效得令人惊讶的互联网“管理”。他表示，其目的是维护“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

一些去过中国的人（还有许多中国人）表示，言论自由的倡导人夸大了审查机构的权力。但地方媒体之所以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自由得多，部分原因在于，因为有我这样的人上当，扮演了某种角色，制造了真正辩论的假象。《对话改革》的观众不可能知道，我真实的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编辑室的通过。

党的宣传部门聪明地压制了有关自身运作的讨论（例如，我就西方与中国媒体差异所发表的一段评论，也在被剪辑之列）。但它让每位记者、编辑和电视节目制片人都明确知道，有些界限是不应该逾越的。

其结果是，对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作真正的公开探讨，是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对话改革》的观众永远都没有机会听到以下的内容：威权主义是否可能对正在追赶中的经济体有益，建议效仿日本对传统文化的尊崇，以及对中国地位上升是否就是“崛起的讨论”。

许多观众认为，去年《大国崛起》系列片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旨在就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自己国家的崛起激发更广泛的辩论。但就目前看，这场辩论仍难以浮出水面。

这有多重要呢？我将用周孝正教授的话来作结语。这位来自北京的教授就围绕中国迈向大国地位的社会问题，发表了尖锐评论（在编辑手下侥幸通过的评论寥寥无几），给《对话改革》的讨论会带来了活跃气氛。

“如果人们没有表达观点的权利，那就谈不上什么‘崛起'。”周孝正教授在一段评论中表示。“即便你真的‘崛起'了，也不是什么好事。”或许有些嘲讽意味的是，这段话倒在节目中播出了。

译者/何黎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斯特凡•斯特恩(Stefan Stern)

2007年11月19日 星期一

他 们接下来会想什么？我指的是那些富有创造性的营销奇才。我们都知道，节目之间30秒的广告常常比之前13分钟（或13小时）的节目富有更多的智慧和才华。但是，这次，他们把自己都超越了。让我来解释一下吧。 有一天早晨，当我看见一个整版广告时，差点儿没拿住报纸。广告上，表情凝重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坐在高级轿车中驶过柏林墙遗址，从车窗里向外凝视着。 在他的旁边，有一只看起来很漂亮的皮箱，上面带着首字母V和L。我想，多么感人啊。到现在，戈尔巴乔夫还时刻准备表现他对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不灭的忠诚。 你能想得有多离谱儿呢？等我把目光投向这页下面，我发现了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同样漂亮的标识。这位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是在给箱包做广告。倘若他知道那首迷人的德国歌曲《我还有只箱子在柏林》(Ich habe einen Koffer in Berlin)，恐怕还会突然唱一嗓子吧。 这是一种比较少见的营销手段，把你的预期挫败到如此程度。但正是这种手段，能打破现在横亘在公司和消费者注意力之间的讥笑、疲劳和感官超载。 营销业知道自己有一个麻烦。科技和社会变革湮没了往日确定的事情，让可信的技术看起来就算不是被废弃了，也显然是太老了。媒体频道的激增与大众市场的分裂，对那些精通挥舞营销大锤、却不那么擅长当今激光制导武器的人来说，就是一场噩梦。 看到明年1月将在《市场营销杂志》(The Journal of Marketing)发表的一项研究时，营销部门可要坚强。这篇文章发现，没有迹象表明，在最高管理团队中设置一个高级营销主管能取得任何积极的财务影响。等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人们肯定会在办公室饮水机旁议论好一阵。 你可以说，有两项针对当今倍受压力的营销主管进行的新研究同时发表，说明营销领域正在“呈现出”某些现象。这两项研究是由策略公司麦肯锡(McKinsey)和博思艾伦(Booz Allen)进行的。这两家顾问公司提到营销主管时，冠以了更显赫的“首席营销官”(CMO)名头。 好极了。这是又一个进入“首席”级别的职务，肯定是喜人消息——至少对策略顾问来讲是如此。但是，公平地讲，两家公司都做得不错，它们找了一些当今的顶级营销高管，坦率地谈了他们所面临的困难。 听他们所言，你可以听出一种拼命适应所面对的变化、拼命为新时代定义自己的行业纪律。营销人员迫切地寻求“消费者洞察力”。他们有些想法比其他人更有洞察力。 就拿嘉士伯(Carlsberg)负责西欧业务的高级副总裁亚力克斯•迈尔斯(Alex Myers)来说吧。他向《麦肯锡季刊》(McKinsey Quarterly)表示：“我们必须更好地开发啤酒的‘上瘾潜力'。” 不过，还不只如此。嘉士伯正在做一项它自称为客户“漏斗”的工作。这是一种关系，一端是品牌认知，另一端是客户忠诚。那么让人们穿越这个漏斗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它就是嘉士伯的DraughtMaster系统专利技术，使得消费者在家里就可以从一个小桶里给自己放出一扎啤酒。“这是一种相当感情驱动型的命题。”迈尔斯指出：“很多男人梦想拥有自己的啤酒机。” 或许他们是有这样的梦想吧。无论如何，我是没什么资格来为这些梦想的含义做出解释。 在探索人类心理更隐秘角落方面，嘉士伯并不是独一家。诺基亚(Nokia)负责战略营销的高级副总裁基思•帕尔迪(Keith Pardy)也在做这样的事。他对《麦肯锡季刊》表示：“我们正在努力理解人们购买东西的无意识想法和真实原因。那是能淘到金子的地方。情绪原因起到了关键作用——情绪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潜意识相联系。” 更为实事求是的观点来自宝洁(Procter & Gamble)全球营销官吉姆•施腾格尔(Jim Stengel)。正如他最近对《财富》(Fortune)杂志表示的那样，在他看来，“美国消费者最大的特点是他们希望信赖一些东西。他们关心品牌价值和公司价值。” 但是，即便是施腾格尔也无法抵御分析师的话。消费者“希望得到理解、受到尊重、被人倾听。他们不想听你跟他说话。”那么，不跟消费者“说话”的营销活动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很纳闷儿。 人们感到疑惑，说一些好奇的话，这不奇怪。正如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首席营销官约翰•海斯(John Hayes)对博思艾伦所说的那样：“消费者进步的速度比大多数公司都快。”而雅虎(Yahoo)首席营销官凯米•杜纳威(Cammie Dunaway)简直就是谦卑的代言人。他说：“我愿意承认，世界变化很快，作为首席营销官，你可能没有所有答案。” 列宁曾经问道：“怎么办？”更好的数据，更“接近消费者”——所有这些都能帮上忙。但是，营销人员应该放弃伪科学，把精力集中在根本问题上：引起客户注意。 译者/徐柳

● 曾实（广州）

　　被广州警察枪击致死的珠江医院神经外科副教授尹方明的家属，昨天下午在珠江医院举行一场小型追悼会。据医院工作人员透露，除该院医护人员参加外，现场也有便衣警察监视。

　　珠江医院的门诊大堂，昨天张贴起署名为“尹方明家属”、致“珠江医院全体教职员工”的告示，通知医院员工当天下午将举办尹方明的追思活动。一名医院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近日医院内部有不少便衣警察，该告示贴上去后，连续被撕下两次。本报记者前往采访时，也一度被误认为便衣警察，遭到医院保安的阻挠。

　　据了解，由于院方遭受到压力，尹方明的追悼活动一度被取消。不过，最终还是转移了场地，并在十多分钟内匆匆结束。

　追悼会上，尹方明年仅16岁的女儿泣不成声，死者亲属在会上追忆了死者生平。医院高层与警方代表并未出席，也没人介绍遭枪击事件。

　　案件发生时与死者尹方明同车的王燕鸣，作为此案的证人，目前已被警方带走超过60小时。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证人协助警方调查一般不能超过24小时。由于没有案件进展的消息，参加追悼会的一些医护人员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但也有人安抚说：“在这个时候，应该相信政府，相信（党）组织。”

　　追悼会结束后，尹方明的妻子表示，因为没有见到证人，拒绝对媒体谈论关于案件进展的情况，

　　根据《新京报》报道，由广州市政法委、广州市检察院等单位组成的专案组，昨日与死者家属会谈，要求死者亲属尽快同意验尸，但死者亲属表示要见到证人之后，才谈验尸。

 

　　（综合讯）中国经济保持强劲趋势，快速增长，而韩国《韩民族新闻》日前发表文章指出，中国迅速涌现九个富可敌国的省市，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元，其实力可以和以色列、捷克、巴基斯坦和新加坡平起平坐。

　　报道指，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有此财力的已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河北省和上海等7个省市，今年还将有辽宁和四川晋入，其中前三省的GDP已超过2万亿元，经济规模可同丹麦、奥地利和希腊媲美。下一个有望入围的城市是北京。

　　如果将上述九省市的GDP都加起来的话，远远超过了韩国。分析人士指这些省市大部分位于东南部，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都集中在这些地区。辽宁和四川的成长则反映出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得到了部分消解。

　　辽宁省和四川省今年将加入“万亿元俱乐部”。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在辽宁省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透露，到今年年底辽宁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将超过万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将超过千亿元。

　　另外，在11月15日的2007广东经济发展国际谘询会上，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称，广东经济总量到年底能达到3,900亿美元，完全有可能在年底超过台湾。据悉，改革开放29年来，广东年均增长速度为13.7%，而1990年到2006年年均增速是14.4%，速度超过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广东省已于2004年超过了“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和新加坡。若继续以这个趋势发展，2008年将超过台湾，2015年会一口气超越韩国。

　　（北京讯）中国北京奥运安保协调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绍武昨日表示，中国法律保障民众的合法集会、游行的权力，但根据国际奥委会的有关规定，奥运区域内禁止进行任何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主题的示威活动，如果发生藐视中国主权、宣扬民族分裂等的活动的将会按有关规定受到严肃处理。

　　明报报道，他表示没有听到有任何人需要在奥运期间需被迫离开北京或被囚禁在家的说法。

　　对于曾有观众带小刀进入香港今年9月举行的奥运马术测试赛现场，刘绍武表示他已得悉此事，并与香港有关部门进行交流，他相信随着工作的深入，这类问题可以解决；他强调，测试赛就是希望能测试出问题，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北京奥运会昨日上午组织中外几十名记者，前往负责承担08年北京奥运会柔道、跆拳道比赛项目的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体验奥运安保的过程。刘绍武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是安全的城市。

　　刘绍武称，爆炸和恐怖袭击是北京奥运安保最大的风险，中国的安保部门会重点防范和打击任何组织、任何个人对中国的朋友实施或准备实施恐怖袭击。安保部门的工作是要考虑所有可能产生的威胁，甚至包括自然灾害的威胁。

　　曾担任警卫工作的刘绍武昨日介绍，北京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协调小组是由20多个国家部委和市级成员组成的国家级奥运安保机构，而奥运期间将会有8万多安保人员负责31个比赛场馆，45个训练场馆的安保工作。奥运的安保人员主要是由员警、军人、保安和自愿者组成。这些安保人员接受全方位的培训，而且文明执勤、依法执勤是培训的重要内容。在遇到有关安保问题时，首先是由志愿者进行疏导，发生意外冲突、治安问题安保人员才会介入。

● 易锐民（香港特派员）

　　北京接连出招打击“北水”南下炒港股。在一个由港人经营的庞大“地下钱庄”被捣破及公开后，港股终于应声大跌，连昨日跌的逾千点，两日内市值蒸发近万亿港元（约1866亿新元）。

　　虽然中国人行坚持不承认采取措施打击港股，但事实上却是一招紧接着一招。

　　首先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外访时突然叫停“港股直通车”，同一日传出限制QDII（合资格境外投资机构）投资港股比例，然后是深圳的银行限制提取存款。

　　到昨日，又透过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报道深圳警方已破获由女港商杜玲开设的“地下钱庄”，当中还强调，“地下钱”的客户涉及31个省，包括证券投资公司及深圳国企。

　　该报道引述一名客户称，只须将人民币存入“地下钱庄”，香港的代理可在三分钟内，就将款项转入客人的港股资金账户内，而每一笔账就按照千分之一点五至千分之二标准收手续费。

　　报道指，“钱庄”利用民居作掩护，七、八年来暗地进行外汇买卖，每日平均交易额达800万元人民币，当局相信超过2亿元人民币资金，已经分别流入香港股市及楼市。

　　据悉，钱庄在2006年至今年五月期间，交易金额达43亿元人民币，手续费的收入估计超过千万元。

　　不过，率领香港银行公会访京团的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在返港前专程到了深圳，并引述深圳人行官员表示，有关银行限制提款的措施，只是商业银行运作，并非为了打击资金到香港炒股。

　　他还强调，深圳个别银行就客户提款设限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也有责任防范洗黑钱及“地下钱庄”的活动，所以对客户提款特别小心。

　　而据熟悉内情人士透露，“地下钱庄”其实早已运作多年，本来是为了方便在珠江三角洲设厂的港商，可以无须办理汇出汇入手续，在香港交付港元而在广东收取人民币，以支付工资。

　　但是，近年由于有“个人游”政策，加上港股畅旺，吸引大批中国人到香港炒股，这些“地下钱庄”才跟证券公司合作进行“地下钱”活动。

　　尤其是今年8月底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开放“港股直通车”试点后，短短个半月，中国资金外流到香港证券市场竟高达5000多亿元，还不包括通过非正常的途径和地下钱庄外流资金。

　　于是，国务院在上月中召开国务会议，决定暂停“港股直通车”，并部署一连串的打击港股措施。而温家宝总理还提出，对各种风险评估要有前瞻，要有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应对。

　　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认为，北京的措施难免会影响香港金融及股票市场，希望只属短期性质，但他估计，深圳银行限制提取存款的措施，其它中国城市将不会仿效。

　　花旗集团香港区行长林森成就质疑，深圳有多间银行限制自动提款机提款额度是否有用。他说，人民币属非自由兑换的货币，有关措施成效不大，应不会影响香港市场。

　　他又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市场，形象及公司管治均属良好，涉及洗黑钱的金额不太大，也不会有失控情况出现。他还透露，中国居民到该行开设股票户口，其实正呈上升趋势。

吃不饱怎么爱台湾？李登辉道出了民进党政府的痛处。（中央社资料图片）

　　中评社香港11月13日电（评论员　锺维平）台湾民众纷纷加入呛扁行列，政坛老手李登辉也不见外，日前，他公开呛陈水扁说，百姓都吃不饱了，还爱什么台湾。李登辉毕竟是台湾政界不可忽视的人物，说出的话，是有一定分量的。当前台湾的经济不断下滑，已经严重影响了台湾民众的生活水准，严重挫伤了台湾民众的自信心与感情。李登辉看到了这一个严重的问题，知道这是难于回避的政治大麻烦。

　　李登辉日前痛批执政当局说，施政不相信专业，致使政策失去方向，“行政院长”换那么多人，还是看不到台湾的未来。他也说，每周一利多只是讨好特定人士，让少子化与高龄社会的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距加大，“整天喊爱台湾，百姓都吃不饱了，还爱什么？”李登辉感叹，现在大学毕业生刚出社会，一个月薪水不到两万元，“我们家雇来煮饭的也有两万多”，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必须出面解决此问题，但政府有在关心吗？

　　在此，李登辉触及到了几个问题：一，执政当局有关经济方面的政策实施失策，方向不明，效果不彰。二，贫富悬殊加大，社会问题严重，社会日趋不稳定。三，大学毕业生、年青人就业前景不明朗，失业率大，不利社会安定。

　　其实，李登辉的话还算是客气的了。台湾经济状况之差，已是不可思议的了。资料表明：民进党执政以来，有2万多人自杀，现在的台湾，平均每天有11人自杀，几乎每两小时就有一人自杀，每年自杀人数约4000多人，并在逐年增加。据台湾“卫生署”最新统计，2004年自杀身亡3468人，2005年上升至4282人，2006年自杀人数超过5000人，自杀率居全球之冠。分析人士指出，失业是自杀的主要原因，台湾近6年来，平均每年失业率为4.4%，超过国民党时代的一倍以上，失业人口约45万人，受涉及者超过135万人，若不是有数十万人到大陆工作，台湾的失业率早就超过10%。前台湾超过15万户家庭债务总额为月薪的12至45倍，即使每天工作24小时，也还不起债款。

　　对于这样的现状，没有什么人会高兴得起来。

　　必须注意的是，台湾是曾经富裕过的地方。在两岸，在亚洲，乃至在世界，其经济都曾经辉煌过、炫耀过，其民众都曾经自豪过、挥霍过。今天，昔日与台湾齐名的新加坡、香港、韩国，依旧朝气蓬勃、充满生机、财富滚滚，一样的光芒四射。原本远远落后的大陆，经济一飞冲天，扶摇直上，直逼世界最强大国家。台湾则气数大变，经济暗淡无光，人心惶惶乱乱，危机接踵而至，战火一点就燃，民怨无休无止。台湾的人民，既竟然处在吃不饱的边缘，台湾怎么了？

　　台湾有两句最令人难忘的悖论之言：一，陈水扁说的：“经济搞好不一定选得上”。二，陈水扁死忠分子说的：“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

　　也就是说，民进党执政当局是把执政以及在执政过程中推动台独理念作为凌驾经济、民生之上的最重要的任务与目标，为此甚至可以牺牲经济利益、牺牲民众利益。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经济的处境就很尴尬：一，经济被政治严重压制，成为政治的工具。二，经济规律不再存在，随时可以被舍弃，成为政治牺牲品。三，经济可以弄虚作假，可以成为政治口号的附庸。民进党已经走到另一个极端：经济搞不好一定能当选。

　　另外，纳粹式民意也在少数人中间膨胀。什么“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应该是极少数人的极端意识形态的充分变态。完全抛弃经济、牺牲经济，以全民的生存利益作为代价，为极少数人的所谓台独理念殉葬，这与纳粹意识有何差异？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敌视经济、摧毁经济，这不是与人类共同价值作对，又是什么？

　　所以，李登辉的话有相当深刻的道理。“百姓都吃不饱了，还爱什么？”，这样的话看来似白开水，没有什么文采，但是其中包含了深奥的道理。如果台湾为了所谓的民主，牺牲民众的生存权利，这样的民主，不是空中楼阁吗？不是伪民主吗？这样的民主，吃不饱的台湾民众会爱吗？

　　对于李登辉的台独理念以及政治手腕，我们不敢恭维。但是，李登辉能够用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切中台湾当前政治的弊病，准确地剥离出执政者与民众最大矛盾所在，我们是佩服的。

　　对照马英九和国民党，我们认为，其一直把经济民生当作竞选的主轴，事实说明，这是对的，这是人心所向。作为政党以及政党领导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让民众吃饱。爱不爱台湾，首先要看能不能让台湾的经济避免继续沉沦下去！能不能拯救民众日益消沉的社会意识！

王文洋今日在台湾平面媒体刊登广告，以“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心疼、无奈、愤怒、活不下去”为主题，号召“圣战士”投入“立委”选举，救台湾。

　　中评社台北11月13日电（记者 林淑玲）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之子、宏仁集团总裁王文洋今日在台湾平面媒体刊登广告，以“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心疼、无奈、愤怒、活不下去”为主题，号召“圣战士”投入“立委”选举，救台湾，广为征全台73选区“立委”参选人。

　　消息人士指出，王文洋正集结多个小党，若一切顺利，将在明年1月12日“立委”选举，整合挂出一个政党名义参选，争取突破不分区“立委”席次门槛，进而为明年3月22日的大选做准备。

　　消息人士说，尽管王文洋一再表示，到目前仍无意参选，但届时仍不排除亲自披挂上阵，投入明年大选。

　　今天登在台湾媒体的这则广告中，王文洋自称义工代表，参与连署的政党包括大道慈悲济世党、中国青年党、中华青少党、民主自由党、世界和平友好大同会、台湾毋党、台湾原住民族自治联盟、台湾农民党、客家党。他们不称自己是“第三势力”而称自己是“第一势力联盟”。

　　消息人士指出，他们也清楚要在全台73个选区，每个区都推出“立委”候选人有其难度，但比较有机会的是乡村地区。台湾乡村这阵子生活都很苦，希望选民能认同废蓝绿的理念，支持第一势力。

　　广告呼吁，士农工商，智、仁、勇，“圣战士”应该站出来，救台湾。征“炸弹客”、组“特攻队”、废蓝绿斗，加入直属人民的第一力量，联盟阵线，参与“圣战”，建立属于人民、直接向人民负责的“立委”参选部队。

　　广告也强调，他们将向人士透明宣誓，不买票、不贪渎、不恋栈，“圣战士”参选即签署辞书，违背誓言者，由各选区组成的公正陪审团裁决开除，让人民作真正的头家。

　　广告指出，“圣战士”要自筹经费，联合造势，分进合击，废蓝绿、救台湾，共同打一场清白的政治圣战。

　　消息人士指出，王文洋今天这则广告，主要是源于由台湾农民党在10月25日发起的第三势力武林大会。当天喊出，第三势力要在明年“立委”选举40席不分区、侨选、原住民“立委”席次中，力争7席以上。

　　消息人士说，台湾农民党与王金平互动密切，未来王文洋号召的第一势力“立委”候选人，若非挂上农民党的旗帜参选，就是挂上海基会副董事长张俊宏的民主自由党名义参选。

根据本次民调结果，世界上第二号强国是中国。 　　中评社香港11月13日电／法国社会研究所Harris Interactive近日调查结果显示，98%的法国人、97%的义大利人、96%美国人和绝大多数被询问者均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同时很多人也认为美国是不可战胜的。持有这一观点的被询问者在英国达到91%，而在德国和西班牙达到94%。而世界上第二号强国是中国。 　　人民网报道，应法国France24电视台和美国《国际论坛先驱报》的请求，法国社会研究所Harris Interactive10月中旬在德国、法国、西班牙、义大利、英国和美国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参与本次民意调查的被询问者包括上述国家16岁至64岁的6645名居民。根据本次民调结果，世界上第二号强国是中国。持有这一观点的被询问者在各国的比率分别是：法国-93%，美国-90%，德国和英国- 87%，义大利-88%，西班牙-86%。 　　至于俄罗斯，则被多数人认为是世界上第三号强国。在德国持有这一观点的被询问者最多，达到88%。在义大利、法国、美国、英国和西班牙，持此观点的被询问者的比率分别是87%、85%、83%、82%和78%。除此之外，很多人同时认为英国也是世界强国，但应该位居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后。 　　今年1月份，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也做了同样的民意调查，但调查范围仅限于俄罗斯境内。在俄罗斯有61%的被询问者明确表示，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但是，在美国之后的排名则很有争议，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日本、德国、英国或者法国，甚至还有人认为应该是欧盟。同时有34%的人表示，希望俄罗斯能够成为超级大国，将近50%的人认为，俄罗斯是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之一，这对俄罗斯来讲已经足够了。有意思的是，有13%的人坚信，是西方国家正 在阻挠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 　　除此之外，Harris Interactive研究所同时还对世界大国领导人的受欢迎程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欧洲最受民众欢迎的是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在德国、义大利和西班牙，默克尔的支援率达到67%，而在法国，她的支援率则高达76%。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当前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大国领导人是美国总统布希。甚至在美国，小布希的支援率也只有36%。在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的被询问 者中，很多人表示小布希不受欢迎，在这三个国家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分别为80%、71%和89%。同时法国人对自己的总统萨科齐则表示信任，目前萨科齐在法国的支援率达到56%。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援率在欧洲国家不断上升，已经从2006年的14%上升到2007年的21%。 　　在这次民意调查中，被询问者同样被问及国际政治问题。90%的法国人、82%的英国人和义大利人、84%的西班牙人、75%的德国人和6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从伊拉克撤军，同去年相比，这项调查的结果没有明显变化。 　　关于伊朗核问题，欧洲国家中对伊朗态度最为缓和的是西班牙-有53%的西班牙人认为，应该同伊朗展开对话，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其他欧洲国家和 美国的被询问者则表达了非常严厉的观点，只有30%左右的被询问者认为可以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另有30%的人支援在联合国名义下开展对伊 朗的经济、贸易制裁，分别有37%和33%的德国人和西班牙人认为应该对伊朗动武。在美国有21%的被询问者支援对伊朗动武。据分析，支援武力解决伊朗核 问题在美国的支援率偏低是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所致，现在美国民众对对外动武的热情已经明显下降。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07年11月9日 星期五

迁 都？没错！中国确实应当认真考虑迁都了，因为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选择首都，应当考虑国家发展和应对挑战的需求，而在当前的情况下，当初定都北京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其负面作用却与日俱增。北京继续充当首都，不仅对整个国家发展构成了额外的负担，城市自身也走入了死胡同。 尽管早在两千多年前，燕国就在北京地区建立了都城；但在历史上，北京并非华夏文明的腹心地带，其作为大一统中国政权首都的历史是在元、明、清三朝。显然，今日中国选择首都时，不能从自始至终奉行塞北本位、视中原为鱼肉掠夺对象的蒙元政权的视角考虑，审视明成祖定都北京的出发点方才恰当。 明朝兴起之后，蒙元残余势力败退塞北，但卷土重来之心未泯，有明一代，明廷始终视蒙古为头号大敌，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告诫子孙：“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明朝天下精兵良将，尽在九边。但在没有现代通讯、交通工具的古代，定都南京的明廷与其他任何一个定都腹心地区的王朝都面临相同的两难：如果放手赋予戍边重兵集团主将足够的自主权，他们向安禄山看齐的风险很可能上升到令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仿效宋朝奉行“守内虚外”政策、束缚戍边重兵集团主将手脚，军队的作战能力将遭到严重削弱，“靖康之变”和崖山的悲惨结局永远铭刻在明人心头。对此，明成祖选择了迁都北京，“天子守边”，充分显示了大明王朝前期朝气蓬勃、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选择定都北京时固然有接近当时的友好国家之意，但在百万苏军虎视北疆之时，我们再次看到中国显示出了同样的气概。

然而，时至今日，当初选择定都北京的这些最重要理由都已不复存在：依靠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中国无需“天子守边”就能够防止安禄山之辈重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东方已逐步取代北方成为对华最大军事威胁的方向；内蒙古已经牢固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疆土，苏联解体、中俄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也消除了来自北疆的军事威胁；定都北京已不再有接近盟国的意味；……

与此同时，继续定都北京的负面作用却日益暴露。在这样一个缺水地区，北京竟然已经发展成为近两千万常住人口的巨型城市，中国当局不能不考虑是否已经超越了环境容量？是否最终会为此付出无法承受的重大代价？是否已经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均衡发展？

正是为了满足北京不断膨胀的需求，在水资源方面被迫作出牺牲的地区已经从海河流域上下游和周边省区扩大到了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汉江流域。如此大规模、远距离的跨流域调水，对汉江下游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未必没有可能解决不了北方的环境问题，反而把本来环境还好的南方也毁了。而且，北京搬迁了一个首钢，可计划大力发展的芯片等产业耗水量似乎也不逊色。与其千里迢迢高成本调水到缺水地区，何如将相关产业、资源部署到水源丰富的地区？

就北京自身而言，过多的人口和产业也正在恶化这个城市的生活品质。由于人口过多，相应地机动车过多，北京的交通堵塞早已是全中国大城市中最大的梦魇，以至于被赋予“首堵”之名；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也随之而来。也许这可以指责是“钱松地紧”造成了北京房价领涨全国的局面，但是中国必须反思，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环境容得下放松地根吗？在保护低收入阶层权益、改善民生的旗号下，中国政府可以在北京维持低廉的水价，但无法改变从外地调入的水资源注定高昂的成本，而这些水资源本来可以在其他地方以低廉得多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得到。

更糟糕的是，只要继续定都北京，北京环境负担、生活品质继续恶化并波及其他地区的趋势就不可能逆转。因为一个传统上并将继续实施中央集权制的大国必须在首都集中相当的资源，而只要过多的资源集中在北京，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人们就会涌向北京寻找机会，这是中国国民的权利，不容限制，但客观上必将进一步加大北京的环境负担。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所作报告谈到了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但继续定都北京，恐怕就是最大的区域发展失误。

如果北疆仍然存在一个虎视眈眈的重大现实军事威胁，如果北京现在只有三五百万常住人口，那么，中国确实不必考虑迁都；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认真考虑迁都了。从长远来看，迁都有助于化解上述问题；就中短期而言，随着国内外对奥运之后中国经济前景日益瞩目，迁都有助于提供一个新的经济题材克服潜在的危机。

如果迁都，新的首都应当在长江中下游之交处选择一个周边空地比较广阔的中小城市，这样的话地理位置适中，环境容量大，新首都市中心能够提供其他现成大城市所无法提供的地皮建设中央政府各个部委；由于新都土著人口不多，难以形成足够强大的地头蛇势力绑架中央政府一味索取局部私利，也容易全部使用普通话交流，而不至于在首都还大量使用方言交流。

（注：作者是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台北讯）台湾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昨天以“关心国事的小民”的身份，昨日在台湾三大报刊登广告，呼吁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谢长廷、马英九推动《两岸和平共处法》，彻底解决两岸问题。

　　和舰案初审结果日前出炉，被控违法投资大陆的曹兴诚获判无罪。他昨日随即以报纸广告、互联网博客双管齐下，为文提出《两岸和平共处法》的六个重点，包括宣布两岸不排斥统一，但统一必须顺应台湾民意，也就是通过《统一公投》。

　　他说，和舰案问题源于两岸问题，使得他了解两岸问题如不及早解决，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凡事只问蓝绿、不问是非。

　　他认为，《两岸和平共处法》应包括以下几个重点：

　　一、确定台湾不会举办“独立公投”。理由是台湾（即中华民国）既宣称为主权独立之国家，则已无“独立公投”的空间。

　　二、宣布中华民国不排斥与大陆统一。惟统一必须顺应台湾民意，即必须通过“统一公投”。这么一来将“民意”置于统独之上，既不抵触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的立场，也能回应大陆的统一诉求，为两岸走向和平之关键。

　　三、台湾不主动举办“统一公投”，以免激生内部争议。“统一公投”应在大陆要求时，方予办理，目的在协助大陆与台湾百姓直接沟通。

　　四、“统一公投”之前，应请大陆官方将其“高度自治”的具体实施内容，连同台湾百姓在统一后之权利、义务等等，公开予以详尽说明；以便台湾百姓做出判断与决定。

　　五、统一公投如果通过，表示台湾多数百姓同意，统一较独立更有利（譬如可以终止凯子外交、蓝绿恶斗，共创、共享世界强国地位等等），同时也相信大陆有诚意履行其“高度自治”之承诺；两岸即可完成统一。

　　六、统一公投如果没有通过，表示台湾百姓对统一仍心存疑虑。大陆可以修正其“高度自治”之内容，或加强其履行保证，然后另择时机，要求再次举办，其次数不限。（此表示统一公投并非一次性之“统独对决”，而是提供一个“过程”，以磨和两岸之猜忌与歧见，确保统一符合台湾的民意。）惟公投虽然次数不限，但两次公投之间，应有适当间隔，似不应少于十年。

公投不容儿戏

　　曹兴诚并希望马、谢两人能共同宣布停止举办“返联公投”与“入联公投”。他说，“公投”是大事，不容儿戏，上次“军购公投”未通过而继续军购，等于“决而不行方已经严重伤害台湾公投的公信力”。此次返联或入联公投，是“决而不能行”，其意义不过等于宣呼口号而已。如此轻率地举办公投，可能导致台湾的公投效力在国际上受到轻视，甚至可能连“统一需经过台湾住民公投”的权力，将来都不被国际尊重。

　　最后，曹兴诚强调，他个人从事科技产业的创设与发展，对于参与政治全无兴趣，惟感两岸问题让台湾陷入分裂混乱，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而他本人无意涉足任何政治活动，故不会“推动”以上提出之构想。

　　陈水扁昨天出席一项公开活动时对曹兴诚的看法拒绝回应。

　　新竹地方法院是在10月27日对历时两年多的“联电和舰案”作出一审宣判，曹兴诚、联电荣誉副董事长宣明智与宏诚创投总经理郑敦谦三名被告均获判无罪。2001年，当时担任联电董事长的曹兴诚协助资深员工徐建华在大陆成立和舰科技公司，并由副董事长宣明智全权负责。曹兴诚当时的想法是，要保留日后并购和舰的可能性，待台当局两岸政策松绑，立即进行两家公司合并。2005年，台湾检调单位突然重点侦查联电与和舰两家公司共24名高层员工和工程师。曹兴诚等三人后来因“非法投资”被起诉。

一些台湾旅客弄不清同一个地方的多个译名。

为了统一音译，台湾以后的地名英语译名将会放弃汉语拼音而全面采用只在台湾流行的通用拼音为基准。

台湾内政部官员星期三（10月31日）向媒体表示，为了减少台湾地名有多个译名造成混乱，政府将在年底之前把全部地名统一采用台湾发明的“通用拼音”为基准。

这意味着台湾将放弃采用中国大陆的汉语拼音和曾经一度流行的韦氏拼音(Wade-Giles)。

通用拼音是台湾建议使用的中文拉丁化拼音法，由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余伯泉在1998年发表。

台湾政府曾经在2002年希望可以统一采用通用拼音，但最后因意见分歧的关系而未能采用。

现在台湾不少地名有三个拼音写法，像在台北以“忠孝”命名的街道便有Chunghsiao，Zhongxiao和Jhongsiao三个拼音。

现在海外学习华语的人多学习汉语拼音，相反通用拼音只有台湾本土人才通用。但这名内政部官员认为，采用通用拼音是一个好选择。

译写自行决定

根据台湾内政部在星期二公布《标准地名译写准则》草案，地名译写以“音译”为原则，并采用“通用拼音”为基准。

若地名有历史、语言、国际惯用、数字等特性，则以地名性质翻译，如日月潭译为“Sun Moon Lake”、306高地译为“Highland 306”。

内政部表示，这个草案是依据《国土测绘法》订定，并纳入教育部制订的《中文译音使用原则》作为译写标准，而地名译写方式由地名主管机关自行决定。

草案订明标准地名的译写采用通用拼音，但是如果地名有“属性名称”，如“东峰”译为“East Peak”。

如果属性名称与标准地名整体视为一个专有名称时，就不会另以意译方式分开译写，如“阳明山”译为“Yangmingshan”。

另外有当地历史、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国际惯用或其他特殊原因的地名，经主管机关报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后，不受“属性名称”限制，如“玉山”直译为“Jade Mountain”、“中央山脉”直译为“Central Mountains”。

英国《金融时报》Lex专栏

2007年10月25日 星期四

即 时满足？在七国集团(G7)呼吁人民币“加速升值”一周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就突破了7.50元关口。今年迄今，人民币汇率已上涨4.2%，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的累计升幅已达7.6%。因1999年准确预测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而声名大噪的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也加入到狂喜的队伍中来，他告诉投资者，他计划将手中的美元资产全部转换为人民币资产。 然而，最近的汇率变动更多是因为美元疲软，而非中国政府愿意听从西方的建议，或者说，愿意接受更灵活的汇率制度。JP摩根(JP Morgan)称，按贸易加权计算，自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仅升值2%。今年迄今，人民币兑欧元汇率下跌了3.7%。市场对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预期也很平淡。12个月远期市场价格显示，投资者预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期末将达7.00元兑1美元，暗示人民币在未来12个月将升值6.6%。这与菲律宾比索过去一个月的升值幅度相比，大不了多少。 实际上，从多个角度来看，东盟(ASEAN)市场看上去更令人兴奋。该地区多数国家拥有经常账户盈余和健康的经济增长。决策者似乎对本国货币升值越来越放松：作为汇率干预的粗略代表，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累积速度远低于中国。由于看不到中国政府有松动的迹象，亚洲央行行长们正把目光聚焦在实力最接近的出口竞争对手身上：例如，韩国对日元的相对走强更有兴趣，马来西亚则关注新加坡元。通胀压力的不断加大——虽然集中在薪资和资产等领域——也为货币升值提供了理由。在那些资本管制宽松甚至不存在管制的市场，押注货币升值比中国更为容易。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财经编辑何禹欣

2007年10月25日 星期四

达 能有理，达能还有证据，但达能就要输了。 根据10月18日法国《回声报》，达能持股51%的娃哈哈合资企业今年第3季度销售下降了30%，达能总裁里布预计第四季度还会下降更多。 实际的情况比数字更加尴尬。作为商业伙伴，永远滔滔不绝的法国食品巨头找不到人可以对话；作为在董事会里五占三的大股东，不单召不来董事开会，对自己投资的数十家公司，更是插不上手。 这边法国人忙着投诉、告状、收集新证据，那边娃哈哈合资中方丝毫不为所扰，大踏步搞建设、做投资——按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的内刊，一个位于合肥的娃哈哈生产基地7月开始试产，8月份，一个耗资4亿元新工厂选址重庆…… 一些行业观察家已经在怀疑，这家中国最大的合资饮料企业将不得不解体，第三方投资人会进入，而达能将丧失控股地位。更不妙的是，这样的后果还可能连累到达能在中国的其他投资，包括乳业、果汁、水和婴儿食品等，总值在10亿欧元以上。 然而达能并不是真正的输家。 首先对全球投资者而言，娃哈哈事件反而证明了达能出色的增长性和风险抵御能力。去年娃哈哈合资公司是达能饮料业务15%增长的主要来源。但里布表示，全球业务的增长能吸收娃哈哈滑落的冲击，实现今年即定的增长和赢利目标。 其次对于达能自己，娃哈哈冲突已起到检讨新兴市场策略的效果。一个主要的修正是，合资模式并非万能。在达能最强的乳制品业，独资更为适宜。事实上，达能已在埃及、乌克兰和智利尝试独资做法。而与娃哈哈中方合作伙伴的冲突，将强化达能从全球范围分散投资风险的做法。 娃哈哈和创始它的中国企业家宗庆后，是否胜利了？ 宗庆后赢得了对企业更彻底的控制权，但人们认为他丢失了两件东西。一是他本人作为商人的诚信，二是其他股东对其权力的监督和约束。理论上，达能可以通过出售股权的方式体面退出，但有谁再敢同一个藐视契约的人合作呢？ 这样的胜利会带来更为可怕的推论——中国的法规对类似违约行为缺乏制裁能力。这无论对中资还是外资企业都不是好消息。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输家是引进外资30年来，仍然明显欠缺的制度环境。

 

英国《金融时报》王明(Mure Dickie)北京报道

2007年10月19日 星期五

中 国新闻出版总署(GAPP)署长柳斌杰表示，中国已完全放开地方报纸、出版集团乃至政府和共产党的新闻网站在国内外上市。 柳斌杰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作为新闻出版行业全面改革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支持众多出版机构和报业企业上市。 柳斌杰的这番言论突出表明，中国政府领导人再度燃起了加速传媒行业商业化改革的热情。最近几年，关于传媒行业向私人和外资开放程度的问题，中国政府内部的辩论相当激烈。

目前预计，作为中国最大的出版集团之一，辽宁出版集团(Liaoning Publishing Group)计划已久的率先上市行动将在两个月内启动。

柳斌杰表示，辽宁出版集团如今将把所有业务整体上市，而非部分业务上市。不过，内地股市的飚涨促使该集团选择在内地上市，而非原先计划的香港。

他表示，辽宁出版集团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将是众多上市活动的第一例。他表示：“我们估计，共有13家出版集团准备上市。”

柳斌杰表示，政府现正努力推动国家新闻通讯社新华社的在线子公司新华网(Xinhuanet)和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互联网业务人民网(People's Daily Online)等新闻网站公开上市。他表示：“通过上市，它们能够筹集资金、提高实力，同时进一步扩大我们宣传政策的影响力。”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希望对新闻媒体和出版行业进行商业化改革，把它们由财政负担改造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然而，行业观察人士表示，近几年放开新闻媒体出版行业的步伐明显放缓。政府高官担心，放松对该行业的控制将产生政治风险。新闻媒体出版行业被视为共产党统治的壁垒。

报业企业的上市一直尤为敏感。去年，柳斌杰的前任龙新民曾告诉英国《金融时报》， 在《北京青年报》的腐败丑闻后，他们已叫停了报业企业的上市活动。《北京青年报》的商业业务于2004年在香港上市。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柳斌杰表示，任何一家已成功完成企业结构改革的报纸都可以在国内外上市。

中国政府正支持重庆的《电脑报》(China Popular Computer Weekly)的整体上市。柳斌杰表示，贸易杂志《China Marketing)在美国上市的申请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以前，中国政府官员试图将报纸的商业和编辑业务分离，目的是防止市场规则影响编辑判断。然而，柳斌杰表示，整体上市将令报业企业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他表示：“如果报纸的商业和出版部门完全分开，将产生相当大的风险。”他补充称，中国可能会对外资在上市报业企业持有的股权比例设定上限，但目前尚未作出决定。

译者/梁艳裳